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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明园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至今已有 298年，毁于英法联军劫火也已145年了。如今学术界对它盛时的全貌已有了一定了解，但对其早期形象，则知之甚微。本文试就圆明园始建初期的园林状貌略作考探，供研究参考。
一、圆明园始建不会晚于康熙四十六年
圆明园究竟始建于清代康熙哪一年？史料中未见确切记载，历来说法不一。乾隆皇帝弘历在“五福堂对玉兰花二十韵”诗注中称：“圆明园经营于康熙辛卯岁”，康熙辛卯岁即康熙五十年（ 1711年），因为弘历出生于这一年，就视之为同庚。乾隆钦定《日下旧闻考》则谓：圆明园为“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所建”，但究竟是本年始建还是初步建成则语意不详。侯仁之教授曾认为：圆明园的始建时间还要更早一些，大约在1700年前后，但也只是推断而已。由于《日下旧闻考》是钦定官书，因而目前有关著述和志书，多从“康熙四十八年”一说，并似乎成了定论。
据笔者所知，圆明园实际上在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时已经初具规模，比《日下旧闻考》所说至少要早两年。据《康熙实录》记载：康熙四十六年十一月“己未，皇四子多罗贝勒胤 禛 恭请上幸花园进宴”。十一月己未即十一月十一日（ 1707年12月4日），当时康熙皇帝玄烨刚从热河狩猎后回驻畅春园半个多月，他所临幸的这座“胤 禛 花园”当指圆明园无疑。玄烨既已于康熙四十六年亲临圆明园游赏，该园肯定已初具规模了，其始建自然不会晚于这一年。近年出版的志书之所以认定“康熙四十八年始建”，主要缘自《日下旧闻考》的权威性。笔者则以为：乾隆钦定《日下旧闻考》关于当代的史迹虽由宫廷大臣所增订，且冠以“钦定”字样，但它毕竟是在圆明园始建 70余年之后成书的。而《康熙实录》中有关玄烨临幸胤 禛 花园的记载，则是“起居注官”在当天所作的记实，远比《日下旧闻考》要更为准确和权威。因而我认为，圆明园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至少也应从康熙四十六年即 1707年算起。
二、圆明园在康熙朝的早期形象
圆明园在康熙朝作为皇四子的御赐花园，它的具体园林规模和景观布局，如今都已很难说清了。但从胤 禛 当时及乾隆皇帝后来的题咏中，我们仍然可以略窥端倪。
雍正皇帝胤 禛 ，一生写诗不多，有关圆明园的题咏只有 60余篇，写于康熙朝的则更为少见，其中冠以景名者仅有一组集景诗“园景十二咏”，而这正是我们探究圆明园早期形象的主要依据。“园景十二咏”诗，收录于《雍正御制诗文集》卷二十六，也就是他作为皇子时的诗集“雍邸集”之六，大约成诗于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十二咏”之目分别是：深柳读书堂、竹子院、梧桐院、葡萄院、桃花坞、耕织轩、菜圃、牡丹台、金鱼池、壶中天、涧阁、莲花池。这里所咏的十二景，从清宫档案和乾隆御制诗注中，我们可以确知其中十景的具体所在，即有六景在后湖周围，两景在后湖西北，另在后湖直北和福海西岸各有一景。具体说就是：“牡丹台”、“竹子院”、“梧桐院”三景，正是后湖东岸自南而北的镂月开云、天然图画和碧桐书院；“涧阁”正 是后湖北岸的慈云普护；“菜圃”、“金鱼池”正是后湖西岸的杏花春馆和坦坦荡荡；“桃花坞”和“壶中天”都在后湖西北的武陵春色；“耕织轩”是在后湖直北的水木明瑟；“深柳读书堂”则是福海西北山水间的 双鹤斋即廓然大公一景。还有“莲花池”可能在曲院风荷或长春仙 馆一带，“葡萄院”则可能在九州清晏一景。
另外，我们还可以从乾隆御制诗中得知，前后湖之间九州清晏一景的圆明园殿，正是悬挂康熙御书“圆明园”匾额之处。该景西部的“清晖阁”为“康熙年建园时所建”，该阁前边的九株乔松亦是弘历“从小看枝放”，被视为同庚。后湖东岸天然图画一景的“五福堂”也悬挂有康熙御书匾，“朗吟阁”曾为弘历“孩提常此闻诗礼”之处。
从上述仅有的这些诗文信息中，我们对圆明园的早期形象，可以勾划出如下两个粗线条轮廓：
（一）康熙时期的圆明园，以后湖及其外围洲屿为园林中心，这一带的山水格局和园林景观当已基本形成；同时，园内佳景，也已远布后湖西北武陵春色，后湖直北水木明瑟，以及福海西岸廓然大公一带山水间。当时园林建筑虽然不会很多，但景致却颇为精美，其中还包含了“菜圃”、“耕织”之类的景象。
（二）此时圆明园的园林范围，至少南起前湖，北至水木明瑟，西起武陵春色，东至福海西岸，大体上为 800米见方或是不规则形的园区，占地面积在900亩左右。人们一般都以为圆明园在康熙时期的占地面积不会超过畅春园（700余亩），这种推理是有一定道理的。但在圆明园初建时，畅春园加上附园西花园，面积应在千亩之上。另外，从乾隆题咏看，圆明园在康熙时期，其北界实际上可能已达大北门一线。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弘历“爽籁居”诗句云：“筑园年历半百余，乔木得地枝扶疏。就树构屋不数架，团团嘉荫含山居”。爽籁居，位于圆明园大北门内东侧的若帆之阁一景，其园林建筑虽是乾隆中叶新修的，但这里的高大乔木却是“半百余”年前兴筑圆明园之初种植的。弘历在康熙末年时已经十一二岁，他对圆明园的早期范围应该是清楚的。果若如此，那圆明园当时的占地范围就还要更大一些。为什么圆明园早期范围会如此之广？这大概与建园时迁走了一个后华家屯村有关（前华家屯，后来更名为挂甲屯，并沿用至今）。
三、圆明园在雍正末年时主要景观不少于 33处
圆明园四十景，是乾隆九年（ 1744年）最终建成并御制成诗、绘画成图的。至于四十景中到底有多少处是雍正时期已有的，学术界一直存在诸多争议，这实际上也涉及到圆明园在雍正朝升格为御园并经拓建之后的范围究竟有多大。
多年来，人们对圆明园四十景始建时间的雍、乾划代，多是依据《日下旧闻考》中是否载有雍正题额而定。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同治重修圆明园史料》一文称：圆明园四十景中无雍正题额者计 11处， “ 疑皆建于 ” 乾隆初年。８０年代以来比较盛行的说法则是：四十景中有雍正题额者为２８景，其余１２景是乾隆初年 “ 新建 ” 的。从我们如今所见史料看，这两种说法尤其后者是与史实不尽吻合的。实际上，此说所列的前２８景中，多稼如云一景在《日下旧闻考》中并未记载雍正题额。而所谓乾隆 “ 新建 ” 的１２景中，却有 4景反倒有雍正题额，即：坐石临流、映水兰香、水木明瑟和澡身浴德。这说明，仅就雍正御题匾额而言，说当时只有２８景也是不能成立的。
现在还有更多的史料证明，单纯按照雍正题额来判定该景始建于雍、乾何朝并不全是科学的。理由有二：一是因为《日下旧闻考》记载的是乾隆四十八年前后各景所悬匾额，实际上圆明园的不少匾额是有多次易位的。比如《日下旧闻考》载，茹古涵今一景挂有雍正 “ 茂育斋 ” 和 “ 静通斋 ” 两额，汇芳书院一景挂有雍正 “ 问津 ” 匾额。但清宫《活计档》等史料表明， “ 茂育斋 ” 额是雍正七年挂在九州清晏， “ 静通斋 ” 额则是乾隆三十八年尚在西峰秀色，而 “ 问津 ” 匾额是在雍正十三年悬于 “ 六所 ” 山口之外的，三额均无法认定雍正时期已挂在《日下旧闻考》所载位置。相反却有清宫《奏销档》等史料证明，茹古涵今和汇芳书院二景，基本上都是乾隆初年新建的。二是雍正时期各景的称谓多以三个字的殿阁名称俗呼，直到乾隆初年添建增饰之后才正式冠以四字景名。比如坐石临流原称流杯亭，澹泊宁静原称田字房，别有洞天原称秀清村，山高水长原称引见楼，长春仙馆原称莲花馆，武陵春色原称桃花坞，蓬岛瑶台原称蓬莱洲，北远山村原称北苑山房，等等。因而可以认定，圆明园四十景在雍正末年时，至少已有３３景基本成型。即：正大光明、勤政亲贤、九州清晏、镂月开云、天然图画、碧桐书院、慈云普护、上下天光、杏花春馆、坦坦荡荡、长春仙馆、山高水长、万方安和、武陵春色、日天琳宇、濂溪乐处、多稼如云、水木明瑟、映水兰香、澹泊宁静、西峰秀色、鱼跃鸢飞、北远山村、四宜书屋、平湖秋月、蓬岛瑶台、接秀山房、别有洞天、夹镜鸣琴、澡身浴德、廓然大公、坐石临流、洞天深处。四十景中肯定或者可能为乾隆初年始建者，仅有鸿慈永祜、茹古涵今、汇芳书院、月地云居、方壶胜境、涵虚朗鉴、曲院风荷等７景。再加上圆明园西北隅的紫碧山房，文源阁原址的四达亭，月地云居一带的乐志山庄，以及不明具体位置的仁明斋、四佳楼、百花亭等，均已见之于雍正题咏或清室档案。这都说明：圆明园的园林景观，在雍正末年时基本上已遍及全园 3000亩范围。只是殿阁亭榭等园林建筑，肯定要比乾隆时期少得多。（作者简介：现年72岁，圆明园管理处原副主任。在任期间，主持全园文史研究工作。退休后，继续从事文史研究，相继出版专著《圆明园变迁史探微》、《圆明大观话盛衰》、《三山五园史略》等，并在各类报刊中发表圆明园研究的文章。目前，在文史界被公认为圆明园问题专家，现为圆明园专家顾问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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