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学者岂能不要诚信
——在纪念圆明园罹难143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
(2003年10月14日)
王道成
2003年7月21日至23日,《光明日报》在“光明对话”栏目连续刊登了3位专家学者、4位圆明园管理处领导关于圆明园遗址西部整治问题的对话和国家文物局局长书面发言。这次对话，从表面看，是在讨论如何保护圆明园遗址西部的遗址和生态环境，其实质则是有的专家学者企图改变1983年党中央、国务院为圆明园确定的遗址公园的性质，推翻2000年北京市市长办公会议原则通过的《圆明园遗址公园规划》。说什么“圆明园的精髓和价值就在于它的荒和废。”在他们看来，圆明园跨越既不应该成为风景优美的供人民群众休憩游览的公园，也不应该成为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基地，而应该成为人迹罕至、满目荒芜、静静地躺在那里的一片废墟。
关于圆明园遗址的争论已经20多年了。对一个问题有不同的看法是完全正常的。不同意见之间进行讨论甚至激烈的争论也是有益的。通过讨论和争论，可以集思广益，可以把问题处理得更好。但是，这次对话有一种很不好的现象。有的专家学者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惜歪曲、隐瞒甚至捏造事实。这不仅不符合学术规范，而且违反了做人需要诚信的道德准则。因为它关系着圆明园遗址的未来，所以我今天着重谈谈这个问题。
对话一开始，李小溪女士就谈了她对圆明园西部的印象。她说，“两年前，我第一次进入圆明园西区（部），那些杂乱无章的野草，参差不齐的灌木，隐约可闻的鸟鸣，让我惊喜：原来北京还有这样一个纯自然的所在！”她这段话给人一种印象，圆明园西部是一个从来没有遭到破坏的自然保护区。但是，只要对圆明园有所了解的人，就知道这位海淀区的人大代表讲的不是事实。
1998年6月19日，《人民政协报》第一版以二分之一的篇幅在《圆明园怎么弄成这样？》的总标题下刊载了该报记者陈军、吴迪、居红拍摄的7幅照片并加上了文字说明。请看其中三段：
“6月14日，我们来到了这里，映入眼帘的是一幅难以形容的景象。圆明园目前开放的地带是圆明、长春、绮春三园中的长春园，而圆明园的精华部分----“九州清晏”景区从没有开放过，现在更无法开放了。古建筑早已在那场大火中化为灰烬，对照着地形图，我们能看到一个个美丽的名字------镂月开云、天然图画、上下天光、坦坦荡荡……，可是，眼前却是不堪入目的一片狼藉。不用说如图似画，就是寻常百姓家的清洁、整齐也谈不上。满目的垃圾、坟堆、密布的苍蝇、刺鼻的臭气，一个个猪场、坟地、煤厂，还有一块块散落其间的太湖石、条石、大石柱的基础……荒芜，称得上是这里最抢眼的景色了。
（鸿慈永佑[祜]）的南侧，住的是刘满贵和他为雇主饲养的100多头猪和成千上万只苍蝇。他不担心别的，只怕这儿治安太差。他说，前几天有人来抢劫，最近，园子里还死了几个人。
67岁的王国安在园里生活了61年，当了34年圆明园生产队的队长。他说，这儿哪还是遗址公园啊！整个一个大垃圾场，每晚都有三、四十辆车往里倒垃圾和渣土。”
从上述三段文字说明可以清楚地看出，当时的圆明园西部，不仅生态环境十分恶劣，治安状况也非常糟糕。在党中央、国务院的亲切关怀和北京市的直接领导下，海淀区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有力的措施。到1998年8月20日，圆明园内14903平方米违法建筑全部拆除，清理外来人口6000余人，腾退园内绿地15000平方米。到1998年9月10日，已迁出违法住户144户，1999年底，首批172户园内住户已经迁离，2000年底，又将其余的443户住户全部迁出。为了迁出园内住户，有关方面共投入资金2.8亿元。2001年，又迁出13个驻园单位，把圆明园遗址西部纳入保护范围。李小溪女士说的两年前，应该是2001年。这时，6000外来人口和759户居民刚刚迁出，13个驻园单位正在搬迁，100多年来积存的生产垃圾和生活垃圾尚待清理。一个又脏又乱的地方，在李小溪女士的眼中，居然成了“纯自然的所在”，岂非咄咄怪事！
在谈到福海“改造”问题时，李小溪女士更是故弄玄虚，她说：“在东部福海改造前后，有关部门作过统计，水鸟比改造前减少50%左右。”
她这段话的意思是：福海改造搞糟了，严重地破坏了福海的生态环境。我不知道李小溪女士是否了解改造前的福海是什么样子？有关部门是哪个部门？50%左右的绝对数字又是多少？
据我所知，改造前的福海不是滩涂，不是湿地，而是稻田。所谓“改造”，就是将园内农民为了种植水稻而填入福海的泥土挖出来，恢复福海原有的碧波荡漾的景观。这就是人们常说的“退田还湖”。这样做，有什么可以指责的呢？原来的福海既然是稻田，能有多少种水鸟？“改造”福海，对生态环境又能造成多大破坏呢？
福海“改造”的功过是非，本来是十分清楚的。李小溪女士却要故弄玄虚，把“退田还湖”说成“改造”，不讲水鸟减少的绝对数字而讲50%左右。对一个具有副教授职称的专家，恐怕不是用缺乏数学知识，或用词不当所能解释得了的吧。
这次对话中，发言最多而又最有影响力的当推叶廷芳先生。叶廷芳先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全国政协委员和著名学者，理应懂得诚信对于一个人来讲意味着什么。令人遗憾的是，在这个问题上，他比李小溪女士走得更远。
叶廷芳先生在谈到要保留圆明园废墟的时候，不止一次地谈到德国和意大利的情况，似乎这些国家对于被毁坏的古建筑都是保留废墟而不加以修复，其实并非如此。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修复的古建筑是不少的。柏林市中心的勃兰登堡门，是该市的象征，建成于1791年，高20米，宽65.5米，门顶上有青铜铸成的胜利女神像。1807年，法国军队占领普鲁士，抢走铜像。1813年，俄、普、奥等国联军，大败法军于莱比锡，1814年进入巴黎，运回铜像，将勃兰登堡门修复。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勃兰登堡门和铜像遭到严重破坏。1957—1958年，德国又重修此门，并用原来的模子重铸了铜像。德国班禄堡市政厅，曾多次重修，现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德国关于是否重修柏林博物馆的争论，经历了10年，结果是重修派的意见得到采纳。2000年1月，德国联邦政府计划用10年的时间和10亿美元重建博物馆岛和市中心的其他5座博物馆。
叶廷芳先生是研究德国文学的专家，又亲自访问过德国，对于上述情况，应该是知道的。为什么在向国人介绍的时候，只讲德国人对待遭到破坏的古建筑的一面，而不讲他们对待遭到破坏的古建筑的另一面呢？
叶廷芳先生在谈到废墟问题时也往往援引古罗马斗兽场没有修复作为自己的论据。这次对话中，叶先生又把它列入了“意大利罗马至今完整地保存着三个著名的废墟”之一。但是，据2000年12月5日来自新华社的消息，意大利罗马银行宣布将出资1800万美元修复斗兽场。这条消息，在2000年12月召开的法中圆明园研究与保护研讨会上引起了专家学者们的兴趣，叶先生还发了言。现在，叶先生仍然把它列入至今完整保存着的废墟，不知道是新华社这条消息不真实，还是因为它和叶先生的观点相冲突而故意将它隐瞒起来？
如何对待遭到破坏的建筑，其中也包括古建筑，是世界各国都曾经和正在面临着的一个问题，德国和意大利有，其他的国家也有。让我们看看日本和美国的情况吧。
1945年8月6日，美军在广岛投下第一颗原子弹，造成14万人死亡，7万多栋房屋以及方圆10多平方公里的市区的极大的破坏。强核辐射和原子弹的巨大杀伤力，在广岛市民中留下十分可怕的阴影，是日本历史上的一场浩劫。但是，日本政府和人民并没有把这一片方圆10多平方公里的废墟全部保留下来，为了向世人表示祈求人类永久和平的愿望，他们在废墟上划出地块土地，建起一座和平公园。园内有展出有关这次原子弹爆炸的图片、实物和文字资料的纪念馆，有双手举向天空的原子弹下的少女像，有在方形水池中缓缓燃烧着的和平之灯，公园中央还有一座原子弹爆炸中死亡者的慰灵碑，碑下的石台里收藏着死亡者的名单，慰灵碑的正面刻有“安息吧，决不让历史重演”等醒目的大字。和平公园旁边的圆顶楼，原是一座会馆，建于1915年，是唯一的一座保留着当时遭受弹炸毁时惨状的建筑，1996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2001年9月11日，两架被恐怖分子劫持的客机撞向纽约的世贸大楼，顷刻之间，这座美国标志性的建筑化为一片废墟，死亡数千人。“9·11”事件，是美国人民心中永远的痛。但是，美国政府和人民并没有把这片6.48公顷的废墟全部保留下来。据埃菲社纽约2003年9月5日电，纽约下曼哈顿区开发公司于2003年2月选择了波兰裔美国建筑师丹尼尔·利贝斯金德为这片废墟设计的方案。方案的内容是：在低于大街地面的地方保留一段外墙和一块土地以纪念双塔楼毁坏时留下的大洞。同时还计划建造5座50层至70层的摩天大楼和一座纪念“9·11”的博物馆，其中有一座大楼最为突出，将超过540米的高度，它的上面将安装一个通信天线。贝利斯金德认为，“重现以双塔为标志性建筑的曼哈顿风景线是极为重要的。”在这个建筑群中，将设有商业区、花园和供不同公众用途的区域。
日本和美国都是世界上名列前茅的发达国家。叶廷芳先生曾经说过：“只有世界的，才是中国的。”但是，日本、美国对待废墟的做法，叶先生却避而不谈，究竟是因为他们不懂得废墟美，文化素养不高而不屑谈呢？还是因为他们的做法显示了叶先生废墟理论的错误而不敢谈？其中的奥妙，只有叶先生自己知道了。
在介绍整修派和废墟派论争的历史的时候，叶廷芳先生更是撒了一个弥天大谎，他说：“ 前几年，重建圆明园的呼声很高，但近几年，这一方案遭到巨大的“阻击”，而且这种趋势会继续下去。”
在这里，叶先生把争论了20多年的问题说成只有几年，把自己和自己的支持者打扮成反潮流的英雄。在这场论争中，他们简直是所向披靡，势如破竹，最后的胜利，已经是指日可待了。这完全是一派欺人之谈。实际情况是：1980年以来，报刊上从未发表过呼吁重建圆明园的文章，更没有重建圆明园的方案，所谓“前几年，重建圆明园的呼声很高”，完全是叶先生的捏造。叶先生说的“阻击”的确是有的，不过“阻击”的目标并不是对圆明园的重修，而是整修。“阻击”的效果也很不理想，两次大的“阻击”都以失败告终。这次对话，是又一次大的“阻击”，其结果也只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为了正确解读叶先生的谈话，我们有必要谈谈圆明园遗址的由来和两派论争的历史。
一代名园圆明园，在1860年和1900年先后遭到了英法联军和八国联军的焚掠。清王朝覆灭后，又遭到了军阀、官僚、地痞流氓的进一步破坏，圆明园成为一片废墟。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对圆明园遗址非常重视。50年代初，许多单位要求在遗址上分得一块土地。周恩来总理高瞻远瞩，明确指示：圆明园遗址要保护好，地不要拨出去，以后有条件，可以修复。北京市人民政府根据这一精神作出了“圆明园一草一木不准动”的决定，圆明园遗址才得以完整地保留下来。但是，由于缺乏具体的保护措施，圆明园遗址继续遭到破坏，十年动乱期间，尤为严重。
1980年，一家外商看中了圆明园遗址，要求到这里进行开发。圆明园向何处去？就成了有关专家学者关注的焦点。为了给党和政府提供决策的依据，1980年8月13日至19日，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历史学术委员会发起召开纪念圆明园罹难120周年学术讨论会，参加会议的有北京和部分省市的建筑、园林、文物、历史、美术等方面的专家学者和有关部门的领导90多人，通过讨论，取得了一致的意见，提出了保护、整修、利用的方针。10月，发表了以国家副主席宋庆龄为首的党政军领导、专家学者、各界知名人士1583人签名的《保护整修利用圆明园遗址倡议书》，在国内外得到了热烈的响应。对于整修，《倡议书》作了明确的解释：“有条件时，应首先整理山形、水系，清理建筑基址，进行植物配置以及修复个别景区供人游览，并清理出若干遗址供游人凭吊。”但是，有的人却把整修歪曲为重修、重建或重造，并以我国近十亿人口，现在还很穷，目前问题成山，需要把有限的资金用到发展生产和逐步改善人民生活方面去为理由加以反对。但是，整修并不等于重修；整修经费，可以多方筹集，不必政府拨款；整修圆明园也有利于发展生产和逐步改善人民生活。经过一番讨论，反对整修的文章在报刊上就再也看不见了。
1983年7月，党中央、国务院批准了《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明确规定将圆明园建成遗址公园。为了贯彻这个规划方案以及中央关于这个规划的批复精神，北京市成立了以副市长白介夫为主任的圆明园筹建委员会，并由市政府拨给专款40万元，修筑长春园围墙。
1984年，又多方集资230万元，整修了福海景区。此后，又对绮春园和西洋楼部分景区进行了整修。经过各方面的努力，圆明园遗址东部已初具遗址公园的规模，于1988年6月29日正式向社会开放。随着圆明园遗址东部面貌的不断变化，前来参观凭吊的游人日益增多。据统计，1979年，圆明园遗址上的游人不到3万，而从1988年6月至1998年6月的10年中，游人多达3000万，平均每年300万，为1979年游人的100倍以上。由于圆明园遗址在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中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圆明园遗址的地位日益提高，1979年8月，圆明园遗址列入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1988年1月，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7年6月，又成为全国100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之一。1998年6月以来，北京市、海淀区政府又对尚未纳入保护范围的圆明园西部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的措施，才有了圆明园西部的今天。事实证明，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建成圆明园遗址公园决策，是符合圆明园的实际的，是完全正确的。20多年来，对圆明园遗址的保护、整修、利用是卓有成效的。在保护、整修、利用的过程中，虽然也出现过这样那样的缺点，甚至错误，但这是前进中的问题。现在，有的问题已经解决，有的问题正在解决。圆明园的工作，成绩是主要的，是有目共睹的，任何人想以任何借口否定圆明园的工作，从而改变圆明园遗址公园的性质都是不得人心的。
叶廷芳先生说：他年轻时，“也曾像很多人一样，希望国家强大后能恢复圆明园当年的盛况。后来随着国内外走走，才发现这种想法不对头”。1988年3月13日，叶先生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废墟也是一种美》就是他思想转变的一个重要标志。
正当叶廷芳先生为废墟高唱赞歌的时候，圆明园遗址西部却遭到了越来越严重的破坏，与得到初步整修的圆明园遗址东部形成了鲜明对比。由于社会各界的强烈呼吁，引起了中央和北京市领导的重视。1993年3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李铁映，在北京市市长李其炎、副市长何鲁丽的陪同下，重点视察了圆明园西部地区，并主持会议研究遗址的保护、整修、利用问题，明确指出：要抢救圆明园。事后，国务院还发了专题会议纪要。在1993年3月召开的全国政协八届一次会议上，罗哲文、金冲及、王仲殊、林甘泉、王庆成、傅熹年等委员作了《抢救保护圆明园遗址并加以整修开放》的联合发言。发言中说，“圆明园已完全成了废墟，地面建筑除了‘西洋楼’尚存一些残件外几乎一无所有，无以显示其昔日的艺术风采建筑工艺水平。因此应选择一小部分景区和建筑按原状恢复，目的是为了加强对比教育，使人们一看便知如此精美的园林艺术瑰宝，被侵略者野蛮地破坏了，而今只剩下大片废墟遗址。与此同时也提供参观，游人得以重睹昔日艺术之芳华。虽然只是局部，也可引起昔时全部辉煌壮丽之联想。”并建议以恢复圆明园正门出口处之“九州清晏”为目标。
1995年10月5日,叶廷芳先生发表了《美是不可重复的—圆明园遗址前的叹息》一文，公开指责重修圆明园是在干“蠢事”。接着叶先生的好友、著名的外国建筑史专家陈志华教授发表《留一方遗址废墟，圆明园该否重建》一文与叶先生相呼应，文章一开头这样写道：“叶廷芳先生打电话来，对圆明园遗址很忧虑，建议找些人商量个办法。”在叶先生的号召下，一个以保留废墟为旗帜的群体诞生了。他们对圆明园遗址整修工作的“阻击”进入了有组织的阶段。为了赢得不明真相的群众的支持，他们继承了80年代初关于圆明园的争论中的一些人的做法，将对方的主张歪曲为重修或重建，有时还用一个时髦的名词：“克隆”。
为了解决圆明园遗址公园建设中的经费问题，1998年5月，北京市政协委员陈立群向北京市政协提出了“建立由国家、企业、投资人参股的企业行为来重现圆明园”的设想和提案。1998年6月17日，中国文物学会，北京市政协等12个单位在清华大学召开“圆明园论坛”学术研讨会。我应邀参加，并提交了一篇论文——《保护整修，再创辉煌》在论证的圆明园的艺术特色之后，根据圆明园的现状，提出了4条建议。其中一条是：“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精心设计，精心施工，在保护好西洋楼残迹的同时，重点恢复圆明园中国园林部分的一些富有特色的景区，再现这些景区当年的风采。“1998年9月16日《北京晚报》的报道，却将这条建议概括为“对圆明园遗址中的中国园林部分应该修复”。著名作家从维熙根据这篇报道，写了《重建圆明园的话题——与王道诚（成）陈立群商榷》一文，于1998年10月22日在《北京晚报》发表。将园林建筑专家何重义教授说的“重新整修圆明园，实际上是雪我百年的国耻，长我中华儿女的志气”加在我的头上，说我“难割辫子”，“典型地表达了国人心态积淀中的残缺”。但是，从先生对圆明园的历史和现状知道得太少，把5200多亩的圆明园说成200多亩，把西洋楼当作圆明园的全部，把1860年焚掠圆明园的英法联军说成1900年的八国联军，对外国保留被毁建筑物情况的了解也非常片面。为了回答从先生的责难，我写了一篇《青史凭谁定是非——对从维熙商榷的商榷》。我把这篇文章寄给《北京晚报》，《北京晚报》拒绝发表。一位部队的老同志非常气愤，自己掏钱，印了1600份，分送北京的党政军领导、专家学者和新闻界的朋友。一位青年学者将它转给了《中华读书报》，1999年3月10日，我这篇文章就和全国的读者见面了。
这时，两会在北京召开，叶廷芳先生等49位全国政协委员联合提出一项提案，主张“保护国耻地原貌，反对在遗址上修建圆明园”。从先生以为他有了反驳我的理由，又写了一篇《残月圆明园——答王道成先生》，在《北京观察》1999年第4期发表。他称赞这个提案是“民心民意和务实求新精神的一种张扬”，并理直气壮地问道，如果我错了，“那么在政协会上提出反对重建圆明园议案的人士呢？”
49位全国政协委员“针对不久前有关人士向北京市有关部门递交的要求修复圆明园的一项提案表示坚决反对”一事，我从报纸上早就见到了。尽管我对他们的主张并不赞同，但是，参政议政是政协委员们的神圣职责。他们的提案是否合乎实际，是否真有道理，自有有关部门研究处理，作为一个普通公民，是不应该妄加评论的。但是，从先生把它看作“民心民意和务实求新精神的一种张扬”，我就不能不谈谈自己的看法了。
这49位政协委员中，报纸上提到名字的只有叶廷芳、李学勤、邓友梅、梁从诚。这4个人中，只有叶廷芳先生写过关于圆明园的文章，这次提案又是出自叶廷芳先生之手。针对从先生的《残月圆明园——答王道成先生》，我又写了《事实胜于雄辩——对从维熙先生答复的答复》一文。除了进一步指出从先生两篇文章中的谬误外，还重点批评了叶廷芳先生的两篇从美学角度谈圆明园的文章：《废墟也是一种美》和《美是不可重复的》，并强调指出，叶先生提出的两个美学命题之所以错误，就在于他把局部的真理当作普遍的真理。列宁有一句名言：“只要再多走一小步，仿佛向同一方向迈出的一小步，真理便会变成错误。”叶廷芳先生就是这样的典型。
我这篇文章写好后，也寄给了《北京观察》，《北京观察》的领导认为，我这篇文章太尖锐，希望我另写一篇文章，正面论述自己的意见，不要针对从维熙先生。我想，我这篇文章的意义，就在于针对从维熙先生。至于我的正面意见，已在《保护整修，再创辉煌》中作了详细的论述。这篇文章的前两部分，已以《圆明园的艺术特色》为题，在《清史研究》1999年第2期发表，它的全文，已收入我和青年史学工作者方玉萍女士共同主编的大型资料汇编《圆明园—历史、现状、论争》一书，不久亦将问世，没有必要重复。后来，《北京观察》就把文章退给我了。《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编辑部的同志得知这一情况后拜访，希望我把这篇文章给他们。于是，我这篇文章就在《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3月出版的第16卷第1期发表了。
《事实胜于雄辩》一文发表后，从先生理屈词穷，不再与我商榷，叶先生也没有予以反驳，这场论争就此结束。
从先生批评我的第一篇文章发表后，我认真地思考了1980年以来关于如何对待圆明园遗址的论争。我认为，这个问题之所以长期不能形成共识，根本原因在于争论的双方对圆明园的历史和两头没有一致的了解。没有共同的情报，是不可能有共同的语言的。为了推进圆明园的研究，搞好圆明园遗址的建设，进一步发挥圆明园遗址公园在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中的作用，有必要为专家学者和关心圆明园问题的朋友们提供一部比较完备的资料。在一些专家学者，北京出版社的同志和北京传世文化发展中心董事长、总经理李胜兵先生的大力支持下，我和青年史学工作者、历史学硕士方玉萍女士共同主编了一部全面反映圆明园历史、现状、论争情况的近100万字的资料汇编：《圆明园——历史、现状、论争》。著名历史学家戴逸教授为本书写了序言，称赞本书资料丰富，“一卷在握，饱览无遗，全局在胸，使读者可以想见这座名园的当年风采，缅怀其不幸遭遇，亦可窥知今天关于保护遗址各方面的意见”。本书于1999年8月出版后，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许多报刊发表书讯，5家报刊发表书评，对本书作出了积极的评价，社会舆论为之一变。
这次论争，与80年代初的论争有很大的不同。80年代初的论争，基本上是各抒已见，不同意见之间很少交锋，即使偶有交锋，态度亦比较温和。这次论争，不仅指名道姓，而且针锋相对，剑拔弩张。但是，正如中国古代的一位哲人所说：“两刃相割，利钝乃见。”通过激烈的论争，两派的是非终于大白于天下。1999年7月1日，还有人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文章宣称：“重建圆明园处在一片反对声中。”几个月之后，形势却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废墟派的喧嚣趋于沉寂。
2000年8月1日，北京市市长办公会议原则通过了由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院编制、经有关专家反复论证的《圆明园遗址公园规划》，同年9月29日，国家文物局正式批复：原则同意。这个规划尽管还不够完善，但是，它的意文是重大的，它是辛亥革命以来由政府制定的关于圆明园的第一个规划。有了这个规划，圆明园遗址公园的建设就有章可循，圆明园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规划公布后，得到了社会各界广泛的支持。
但是，废墟派的一些代表人物并不甘心，他们以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史学分会和法国华夏建筑研究学会的名义，于2000年12月18日至20日，在清华大学联合召开法中圆明园研究与保护学术研讨会。应邀参加的有中法学者50余人。除了个别特邀的整修派代表人物外，绝大多数都是废墟派的支持者。召开这次会议的目的，是想以法国学者来“说服”中国学者，同时，通过一个《保护圆明园遗址倡议书》，抵制北京市市长办公会议原则通过并经国家文物局原则同意的《圆明园遗址公园规划》。但是，法国学者提出的只要恢复了圆明园遗址的植物配置，就恢复了圆明园的风貌的观点，受到了中国学者的挑战。中国学者指出，圆明园的各个景区，都和中国的历史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譬如“杏花春馆”是再现唐人杜牧《清明》诗的意境。如果只恢复杏花而不恢复相应的建筑，这一景区原有的文化内涵就不复存在了。所谓恢复植物配置就恢复了原有风貌的原则，是不适用于圆明园的。法国学者坦言，这首诗，我们没有读过，这个问题只有请政府解决了。中国学者指出，专家学者的可贵，就在于他能以自己的研究为政论的决策提供依据，如果连圆明园的各个景区和中国历史文化有什么关系这样的小事都要政府来解决，专家学者能不感到愧疚？在讨论《倡议书》草案的时候，又遭到了与会专家学者的激烈的批评。认为，北京市已经出台了《圆明园遗址公园规划》，不应该只谈保护；对于《规划》必须明确表态；形成的文件，只能称《建议书》。因为反对的人很多，只好临时指定两位与会专家另行起草一份《关于实施〈圆明园遗址公园规划〉建议书》，会议结束前，以个人分别签名的方式通过。以抵制《规划》开始，以支持《规划》告终。这样的结果，实在是会议发起者始料所不及的。从这次研讨会可以看出，《圆明园遗址公园规划》出台后，废墟派的阵营已经发生分化。一些原来支持废墟派观点的人，已经放弃了原来的主张。由于自始至终参加这次研讨会的只有《中国花卉报》的一位青年女记者，她的报道，也就成了独家新闻。
这次国际会议后，废墟派沉默了两年。现在，他们总算找到做文章的新题目了，这就是保护环境。但是，废墟派的代表人物已经没有１９９８年从维熙先生那样横刀跃马与论敌一比高低的勇气，也丧失了２０００年召开国际会议，以外国学者“说服”中国学者，抵制政府决策的信心，于是采用了对话这种形式。参加对话的，除了３位志同道合的专家学者之外，就是圆明园管理处的４位领导。因为人民代表、政协委员有建议、监督、批评圆明园管理处工作的权力，圆明园管理处的领导决不会对他们的意见哪怕是错误的意见公开地加以反驳。他们打的旗号是保护遗址，保护环境，国家文物局局长自然会表示支持。“明修栈道，暗渡陈仓”，是古人行之有效的策略，这次对话，也一定可以稳操胜券。但是，他们的意见，如果只是在内部谈谈，倒也罢了。他们偏要在报纸上公开发表。这样，他们的如意算盘就不能如意了。且不说他们的一些荒谬的观点会受到有识者的批评，他们的谎言也将被知情者揭穿。专家学者是靠真理吃饭的。专家学者如果要靠外国人撑腰，靠说谎过日子，他们的手里还有多少真理，他们的前景又将如何，难道不是十分清楚了吗？
1933年，鲁迅先生在《捣鬼心传》一文中有一段非常精辟的话，他说：“捣鬼有术，也有效，然而有限，所以以此成大事者，古来无有。”我奉劝那些惯于耍小聪明、开小智术的先生们，如果你们真的想为人民做点好事，那就从老老实实地做人开始吧。“人无信不立”。专家学者一旦丧失诚信将何以自立于学术之林？须知，谎言总是要被揭穿的。
注：各位读者若有观后感，请发EMAIL，或在专家论坛和留言板上发表。谢谢
